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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5日，两名正省部级“老虎”同日被处理：曾任海南省委书记的十三届全国人大华侨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罗保铭被查；曾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吴英杰被免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文化文史和学习委员会主任职务，撤销其全国政协委员资格。三是供应链协同合作。中央企业采购工作中，通过降低采购门槛、减少交易成本等，有力扶持民营企业发展。目前中央企业直接带动的供应链上下游200多万户企业中，96%是民营中小企业。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学术委员会主任王一鸣 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决定》将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摆在突出的位置，明确了到 2035 年全面建成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是在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来，首次明确了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应当如何理解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决定》对于这一目标进行了怎样的部署？王一鸣表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体现在三个方面：完善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高效率的资源配置机制以及高效能的宏观管理。《决定》正是从这三个方面入手，提出坚持和落实“两个毫不动摇”、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针对国资国企方面的改革，王一鸣指出，《决定》提出的完善国有企业分类考核评价体系，开展国有经济增加值核算等举措将更好地促进国有经济提高增加值率和整体效率。目前我国国有企业大都集中在上游领域，其效率的提升将直接影响中下游量大面广的民营企业，对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也有重要影响。《决议》还提出要推进能源、铁路、电信、水利、公用事业等行业自然垄断环节独立运营和竞争性环节市场化改革。对此，王一鸣指出，自然垄断大多存在于上游基础行业，其价格影响着中下游行业的生产成本以及我国制造业的竞争力。因此，对自然垄断行业进行改革对于提升我国经济的竞争力十分重要。对于非公有制经济，《决定》提出要为其发展营造良好环境、提供更多机会，从立法、扩大市场准入、参与国家重大项目、完善融资支持及产权保护等多个方面部署改革举措，为民营经济发展保驾护航。王一鸣认为，这些举措对于发挥民营企业的能动性、增强民营企业信心具有重大意义。《决定》在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方面也提出了一系列新举措。王一鸣指出，当前影响我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因素既有市场基础设施硬联通问题，如符合条件的公共资源交易尚未完全纳入统一平台；也有要素市场尚未统一的问题，如全国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尚未形成，碳减排披露和绿色产品仍缺乏统一标准等。《决定》中提出的推动市场基础制度规则统一、市场监管公平统一、市场设施高标准联通等一系列部署将有助于解决这些问题，并大幅提高市场的透明度及市场竞争的公平性。在完善市场经济基础制度方面，《决定》重点强调了完善产权制度。王一鸣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权保护制度不断完善和发展，但随着经济发展到更高阶段，社会财富不断积累和扩大，人们对产权安全性的要求也更多、更高、更迫切，产权保护的强度、范围、完整性与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还存在不适应、不匹配的情况。此外，在知识产权保护方面，我国虽取得长足进步，但仍存在维权难、侵权违法成本低等问题，而《决定》中提出的建立高效的知识产权综合管理体制的安排将有效应对这些问题，进一步激发全社会的创新创造活力和动力。发展新质生产力要形成与之相匹配的金融服务体系在本届三中全会《决定》中，科技与创新是高频词。《决定》提出要健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体制机制，明确了信息技术、人工智能、航空航天、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生物医药、量子科技八个战略性产业，同时也对传统产业的优化升级进行了部署，还强调要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大幅提升全要素生产率。对此，王一鸣表示，国家之间竞争的根本就是生产效率的竞争，我国的全要素生产率较发达国家还有一定差距。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将有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提高国家竞争力。王一鸣强调，发展新质生产力关键是要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而这需要与科技创新相适应的科技金融体系的支持。他表示，我国以间接融资为主体的金融体系对传统产业有比较成熟的融资模式，但在创新支持方面，仍面临着不匹配、不适应的问题。比如商业银行追求本金的安全和收益的确定性，而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存在不确定性；科技企业重研发、轻资产的特点与商业银行以抵押品价值来确定贷款额度的商业模式之间也不匹配；金融机构习惯于服务大企业、大项目的特点与早期科创企业用小钱的需求之间也不完全匹配。这需要我们大力发展多层次的资本市场，鼓励更多社会资本满足不同生命周期科技企业的资金需求，同时探索信贷融资支持科技创新的新模式，提高金融机构运用科技精准服务科创企业的能力。《决定》当中提出的发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私募股权投资，更好发挥政府投资基金作用，发展耐心资本等改革举措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新一轮财税改革的核心是增加地方政府财力在宏观治理体系中，财税体制改革是社会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决定》提出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增加地方自主财力，拓展地方税源，还提到要将消费税征收环节后移并稳步下划地方。王一鸣表示，这阐明了新一轮财税体制改革的基本方向，核心是增加地方的财力。这些举措将有助于缓解地方政府和基层财政困难。此外，王一鸣分析称，《决定》提出的适当加强中央事权就是要提高中央财政支出比例，使中央和地方政府的财力与事权更好匹配。中央财政事权原则上通过中央本级安排支出，不得违规要求地方安排配套资金则意味着中央的建设项目资金，原则上都要由中央政府来承担，这将大幅度减轻地方政府压力。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有助于激发潜在的消费需求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决定》提出要健全推进新型城镇化体制机制，推行由常住地登记户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推动符合条件的农业转移人口社会保险、住房保障、随迁子女义务教育等享有同迁入地户籍人口同等权利，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据悉，我国有近3亿农民工，占城镇就业人员的65%，但农民工在城镇落户、享受均等化公共服务仍没有完全实现。这项改革举措将推动基本公共服务与户籍逐步脱钩，使农民工拥有和当地居民同等的服务和待遇。此外，王一鸣指出，这项政策的落实也有助于缓解当前经济运行中面临的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经合组织一项研究数据表明，如果近3亿农民工能够享有城市居民的基本公共服务，那么他们的人均消费支出就会增长30%左右。“若能释放这部分人群的消费潜力，对于扩大有效需求将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王一鸣说。